小儿听力检测是早期确诊听力障碍的重要手段，我们常听说的有ABR、OAE，但都需要遵循交叉验证这一原则。从字面意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利用多种检测方式，确诊听力障碍，降低误诊概率。
“交叉验证”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，距今已有40余年历史。交叉验证原则在诊断听力学中应用广泛——因为某一项临床测试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模棱两可的。小儿听力诊断需要多项测试相互佐证，也即“交叉验证”。
最早关于“交叉验证原则”临床应用的报道出现于1976年，应用于一名年仅3岁的幼儿。当时的“交叉验证”包含两项测试：鼓室导抗图和ABR。当时ABR刚刚出现，人们刚刚开始形成“听觉诱发电位”的概念。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鼓室导抗图的深入研究，期望它能够反映除中耳和鼓膜以外的情况。
1976年有一项名为“SPAR”的检查，SPAR的全称是Sensitivity Prediction by the Acoustic Reflex，直译为“声反射听敏度预估”，这是40年前应用地很广的一项检测技术。
SPAR通过比较纯音声反射和宽带噪声（BBN）声反射阈值，可以判定耳蜗是否存在病变以及病变的程度。一般认为，正常听力者BBN的声反射阈值比纯音的声反射阈值低20dB。这项测试认为，如果受试者的纯音声反射阈值与BBN声反射阈值之差≥20 dB，那么该受试者的听力基本正常；如果受试者的纯音声反射阈值与BBN声反射阈值之差＜20 dB，那么该受试者存在听力损失。听力损失的程度从中度到极重度不等，取决于差值的大小以及BBN声反射阈值。但是随着ABR开展以及SPAR本身的局限性，现在SPAR已经不再应用于小儿听力诊断。
现在的临床检测依旧沿用40年前的几项测试内容：鼓室导抗图、等效外耳道容积和声反射。区别在于，现在的临床测试会根据受试者年龄进行中耳评估，尤其针对婴幼儿。40年前，不论受试者是婴幼儿还是成年人，声导抗均采用低频探测音。现在，对于刚出生的婴幼儿，通常采用高频探测音进行声导抗测试。近年来又出现了宽频声导抗，它对细微的中耳病变和其他传导性病变检出率更高。
现在OAE应用地非常广泛，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。对于新生儿来说，OAE是很好的听力筛查工具。因为OAE①操作简单、快速；②几乎无风险；③检查结果可信度高；④检查结果简明易懂。正是这些特点，OAE能很好地检测小儿是否有耳毒性用药史。一般地，临床上采用扩展高频（高达12000Hz）来判别患儿耳蜗功能是否受损。
当然，没有一项测试是完美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强调“交叉验证原则”的原因！OAE测试需要受试者保持安静，保证测试环境安静，测试探头在外耳道很好地密封，并且需要事先排除中耳和外耳病变。当以上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，OAE引不出还是不代表没有听力。这是因为，当听力损失程度达到30-40 dB HL时，OAE可能就会出现无法引出的情况。
常用的听觉诱发电位测试包括短声（Click） ABR、具有频率特异性（如Tone-burst）的ABR和ASSR，后两者能够很好地预估小儿的真实听阈。
行为测听是小儿听力学的基石。因为它不仅能够反映听力障碍儿童的听敏度，还能够反映听力障碍儿童的整体发育水平：包括听觉能力、言语语言能力、认知能力。
更准确地说，现在的小儿行为测听有了更新的测试设备。40年前的行为测听中的视觉强化物大多是玩具灯箱，有些甚至是临床工作者自己制作的。现在的视觉强化物有很多选择，因此临床工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显示屏上播放不同的剪辑动画短片。这些短片相较于以往的玩具，更加能够吸引受试患儿的注意力，可以提高弱听儿童的配合度。
从临床工作者见到听力障碍儿童起，听力诊断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通过观察听力障碍儿童与环境的交互方式，临床工作者可以得知听力障碍儿童的社交能力、前语言能力以及认知能力的发育水平。对于学龄前和学龄期弱听儿童，临床工作者可以通过交流大致了解该儿童的言语、语言以及认知能力发展水平。通过这种前期沟通了解，临床工作者能够给出最高效的测试组合，完成对听力障碍儿童的听力评估。而当临床工作者发现听力障碍儿童某一方面存在发育迟缓现象，则说明后续康复需要特别注意。
当临床工作者能够充分地交叉验证原则，根据听力障碍儿童的情况选择客观、主观测试组合，就能得到非常可靠的听力报告。
